领导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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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金方面看，乡镇企业与农业使用相同的银行系统和其他资金来源，因而利用资金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据统计，1986年和1987年两年，乡镇企业贷款额大幅度增加，从而使得农业贷款减少。农民对生产的决策也有改变，在农业与农村工业间作出投资决策的选择时，农民更多地把收入剩余转向了后者。
从劳动力方面看，中国固然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也是存在一定条件和范围的。由于中国农业长期以来是采用传统的操作方式，它要求有相对高体质的劳动力，而农业劳动力向农村工业部门转移时，首先转出的是劳动素质较好的劳动力，这是因为农村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高于传统农业部门，而农村中的青壮劳力在观念上又更易受非农产业的吸引，这样就在某种意义上造成了“人力资本”的流失，使得农业部门存在剩余与“不足”并生的情况。
从土地方面看，由于是就地办企业，因而几乎所有地区的乡镇企业的发展都不同程度上占用了农用耕地。全国乡镇企业在吸纳9千多万农业劳动力的同时，也占去1亿亩耕地。而且因为在乡镇企业生产活动中土地的获利率远远高于农业的获利率，在比较发达的地区，乡镇企业正不惜占用大量的优质农田，结果导致本来已十分紧张的农用土地资源更趋紧张。此外，由于农村工业部门的技术、规模等方面的原因，还使环境污染在农村扩展，对土地及其农作物产生危害。
对农村工业部门对农业负效应的严重程度作出准确评价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从总体上看，它对农业部门的正效应是大于负效应的，因为它的生成与发展毕竟大大提高了农村经济的整体效率，增加了农村的财富量，而且成为10年来农村经济增长的主动因。更为重要的是，它成功地实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这恰恰是衡量利弊程度的主要尺度。
（二）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的关系
农村工业基本上是复制城市工业，两个系统在产业结构上存在着高度的同构性。由于乡镇企业发生与发展的分散化，使之覆盖了和整个工业部门范围相同的工业行业。在国家确定的40个行业中，除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外，农村工业部门都进入了。虽然参与程度不高，而且在一些行业所占份额特别小，但毕竟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的经济长期以来属于短缺经济，乡镇企业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城市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方面的某些不足，增加了有效供给。从消费品供给方面看，由于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在乡镇企业中轻工业又占有较大比重，因而乡镇企业的产品已成为消费品市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从生产资料供给看，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增加市场的生产资料供给方面也成为一个重要支柱。不仅如此，乡镇企业本身还是工业品市场的消费者。就全国范围看，在构成乡镇企业的大部分工业生产的那些产品类别中，城市工业均占决定性的份额。从需求导致供给的意义上说，农村工业部门也是促进城市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的一支推动力量。
虽然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在地理位置和部门管理上基本是分割的，但两个部门之间仍然有着直接的联系。许多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企业之间存在着多种类型的合作关系，它们通过合资经营、签订转包合同或其他协议等手段来进行生产方面的协作。农村工业部门对城市工业部门的这种合作方式，显然有利于工业经济流程的合理化。
然而，正如对农业部门存在着正负方向的影响一样，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协调的一面，两个系统在产业结构方面的高度同构性造成了大量摩擦的产生。
首先，两个部门之间争夺资源的矛盾十分突出。能源和原材料本来就是制约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乡镇企业在某些特定行业中的进入度过大。在城市工业加工能力已经饱和的情况下，过多地兴办超过可利用资源总量的重复加工项目，就必然挤占本来应该属于城市工业的部分资源。再由于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差，资源利用率低，又造成能源和原材料的严重浪费，这就使得两个部门之间的资源争夺战加剧。
其次，两个部门之间争夺资金的矛盾愈益明显。作为新生成的农村工业部门，特别是在其迅速扩张的过程中，不仅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积累解决全部资金问题，而且对银行信贷资金有着更大的依赖性。可以说，乡镇企业资产的形成，主要是来自企业信用的扩张。1984年以来，乡镇企业之所以形成超高速增长的态势，银行贷款资金（包括农村信用社）的大量增加起着主要推动作用。就农村工业部门信贷资金来源的走向看，目前在一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银行储蓄早已更多地来自工业收入，农业剩余的积累作用已越来越不重要。而在落后地区，虽然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农业剩余，但在农业不发达的情况下，这种积累也是很有限的。这就更为直接地推动了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争夺资金趋势的形成。
再次，两个部门之间争夺市场的矛盾较为激烈。由于乡镇企业生产了范围广泛的各种工业产品，并且已经进入了中国的绝大部分国内市场，这就自然要与城市工业企业争夺市场。在农村工业部门生成之初，由于城市工业部门留下许多不能填补的需求缺口，加之城乡居民收入急剧提高又产生额外需求，使得乡镇企业在市场上呈现很强的活力。然而，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其已不再只是拾遗补缺的部分，而成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它广泛进入与城市工业部门相同的行业所造成的对市场的激烈争夺，不仅加剧了结构性失衡的矛盾，而且对乡镇企业自身的发展甚为不利。因为在十分拥挤的市场中，较晚进入者很难占据有利位置。从总体上看，目前在许多工业品市场上，乡镇企业曾居于的决定性地位或能起的重要作用，正逐渐衰落或减退。一个生成不久的经济部门却面临可进入的市场领域并不宽广的局面。
毫无疑问，农村工业部门对城市工业部门既有补充又有争夺，但从10年的发展过程来看，总体上是补充大于争夺，这不仅在于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弥补了城市工业部门在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方面的某些不足，扩大了对城市工业部门产品的需求，推动了工业产品总量的增长，而且在于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成功地进行了丰富的劳动对稀缺的资本的替代。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资金极端短缺和劳动力极为丰富是两个基本的特征。因而，能否实现丰富的劳动力要素对稀缺的资金要素的替代，以及替代程度的大小便成了决定工业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农村工业部门的生成与发展则是充分地进行了丰富的劳动要素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替代，这种大规模的替代，总体上说是提高了要素的利用程度和利用效率。
（三）对三元经济结构的总体考察
如果进一步对三元结构进行总体性考察，那么不难发现，由于农村工业部门的生成与发展使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之间建立起了结构性联系，弥补了断裂层，因而也就必然造成国民经济流程发生有利于结构转换的变化。但由于居三元结构关键部位的农村工业部门正处于成长过程之中，它所引发的矛盾与体制上的冲突交织在一起，又很容易使结构转换产生新的难度，使其自身发展较易陷入困境。
首先应当看到，由于农村工业部门是在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之间生长起来的，它使不同质的部门在生产流程中形成了明显的关联性，为结构转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农村工业部门生成以前的旧有的工业化模式中，国家是直截了当地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进行高积累，然后集中向高有机构成的重工业方向发展，结果从产业联系的角度看存在着很大的断裂层。这是因为，农业部门的后向联系效应较低，但农业部门可能引发的前向联系却与重工业的后向联系几乎无法衔接。而农村工业部门生成后则大大改变了这一状况，它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作用均较强。一方面，它大力发展了以农业部门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乡镇轻工业企业就占到乡镇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从而大大增强对农业部门原料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农村工业部门比较偏重于为城市工业部门提供原料和半制成品。这就使得农村工业部门基本上可以与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联系相衔接，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产业之间的联系效应。
然而，正由于农村工业部门是在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夹缝中生成的，这种特性又使它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两个部门发生矛盾和冲突。值得注意的是，经过10年的发展变化，三元结构之间已开始出现新的偏差。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农业部门过于落后，在农村工业部门经过几年的迅猛发展以后，农业部门很快就不足以为其提供可靠的基础了，而且农村工业化的高速推进也使农业部门表现出难以承受的现象；另一方面，近些年来，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城市工业企业的增长速度，没有形成适当的比例增长，而在乡镇企业中，发展最快的又是重加工工业，这种向重加工工业的倾斜发展，又给基础工业造成更大的压力，使工业经济结构全面扭曲的现象更为严重。从问题的表象上看，一系列矛盾冲突的焦点在于乡镇企业的超高速发展，它作为一把双刃剑，与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相争夺，一方面造成了农业发展的停滞，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工业经济发展波动状况的加剧。但最直接的后果还是农村工业部门自身的发展产生波动，甚至受阻。据统计，1989年乡镇企业的单位数比1988年减少了1.04%，企业职工人数下降了1.87%。这些征兆表明，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已经面临困境。
三元结构的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还表现在各个部门有着不同的运营机制。由于市场体系发育的滞后和计划与市场机制未能有机结合，使得三元结构之间正常的商品化联系尚未建立。
农村改革后，农业部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机制的调节，但出于种种原因，国家对农产品的价格仍然起着决定性的调控作用。正是因为农产品与工业产品比价不合理的状况仍然存在，而且近年来“剪刀差”缩小的速度又减缓，因而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之间的正常的市场联系并未建立。在这种条件下，农业部门和农村工业部门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利益机制所造成的驱动作用便过于有力，加之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示范效应，农民又自然会把过量的资金、土地和劳动投向农村工业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农业直接向工业“纳贡”的方式已经改变，但间接地支付农村工业部门增长的潜在问题仍然存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则在经营机制上存在着重大差别。城市工业部门基本上是由计划机制调节的，而农村工业部门则是受市场机制调节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两种不同经营体制的部门之间的竞争很容易发生畸变。农村工业部门的优势在于企业经营方式的灵活性，但由于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其竞争方式往往是不规则的；同时，在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对资源的调配仍然具有控制权，也很容易使基本上受计划体制支配的城市工业部门占据极有利的地位，而且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农村工业部门在体制上的某些优势也会逐渐减弱。
从总的趋势看，农村的生产要素在相当程度上仍将不断地流向农村工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也必然要向城市工业所显示的方向发展，这说明比较利益机制在发挥其正常作用的一面。但是，由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与体制上的弊端，使得这种走向出现了某种偏差，从而可能导致新的断裂现象发生。
四、推动三元结构发生转换的条件与对策
（一）推进三元结构的发展
继续推进三元结构的发展，也就意味着仍然要促使农村工业部门不断扩张。三元结构不发展，向一元结构转换就无从做起。丛总体上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作为一个基本事实将会较为长期地存在。按照一般的说法，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现时仍有1亿人左右，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3。而且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轻型的年龄结构，使今后一二十年内将面临劳动力增长的新的高峰。据预测，农村每年要新增劳动力近1000万个左右，因此，到本世纪末，每年至少要转移近1000万个劳动力。但即使是在农村工业部门迅猛发展的10年间，平均每年也只能吸收500多万人，相当于应容纳劳动力的一半左右。由此推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劳动力的增量必然大于转移量。
即便从国际比较来看，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也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日本从1871年的明治维新开始到1971年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由84.9%下降到17.4%，花了100年的时间。俄国则用了110年的时间使农业劳动力由77%下降到1982年的20%。而中国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就业结构的转换就更加呈现落后性。由于中国农村工业化真正兴起的时间并不长，与农村工业化进程的特定条件相联系，三元结构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发展阶段，将会较长时期地存在，但相对而言，又是加快了实现结构转换的进程。因此，农村工业化并不是一个暂时性的过渡措施，在宏观政策上也不能把乡镇企业只是看作农村经济的一个方面，而应从结构转换的高度继续推进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
（二）促进三元结构的演化
诚然，三元结构局面较为长期存在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是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可能选择，但这并不是绝对合理的，最终还是要转变为一元结构。因此，在三元结构发展过程中，还必须把它看成是结构转换中的一个转换性结构，从而尽可能地为向一元结构过渡创造条件。
不可否认，结构转换的最根本问题还在于占中国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现代化。城市化的实现可以看作是三元结构转换成为一元结构的最终标志。但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城市化的滞后发展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城市化的费用高昂和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过大。然而，如果没有人口不断地较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村工业部门效率低下、技术落后、信息闭塞的特征就不可能根本改变。不仅如此，还会制约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形成，影响农业收益的提高，并且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较大浪费，其结果，很可能是三元结构出现新的刚性特征，给国民经济结构的最终转换带来新的难度。
因此，既要看到农村工业部门的生成为劳动力结构转换开辟了现实途径，也应该重视它所提供的人口结构转换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农村工业部门发达地区已表现得十分明显，甚至已成为现实性。这就需要根据农村工业部门趋向于集中分布的产业特点，因势利导，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交通运输等设施的建设，逐步发展中小城市。与此同时，农村工业部门的扩张，也必然会推动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包括劳务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的发育，从而使已经进入农村工业部门的农村人口继续向现存的城市转移。当然，要促成这一状况的发生与发展，还必须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社会体制，使户口政策等随之松动。
向城市化方向发展，还有利于农村工业部门自身产业结构的改善和扩大就业容量。从国际比较来看，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只有工业与第三产业大体保持相似的就业份额，才能保证工业化进程的顺利进行。中国的农村工业化也应基本符合或相对适应这一发展规则。但目前中国乡镇企业中的工业与第三产业的份额是不成比例的。1988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份额中，工业占60%，而第三产业仅占22.4%，两者相差约38个百分点，过于悬殊。但在推动城市化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对包括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较大的需求，促使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和人数稳定上升，从而有利于农村工业部门向现代化的方向演进，使其在发展趋向上更符合结构转换的要求。
城市化的逐步推进及其所促成的农村工业部门自身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将有利于中国农村工业化从“数量型”过渡到“质量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10年来中国农村工业化目标的修正，使这一过程注入较多的现代化因素。但这并不等于说，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可以迅速由数量型模式转为质量型模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就业结构的转换与人口结构的转换完全同步，而在于两者之间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呈现相同的趋势，从而促进三元结构的不断演变，使之走上相互融合的良性循环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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