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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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工业部门生成的依据及其变革性意义
乡镇企业的崛起使中国农村工业部门逐步生成，它既不同于现代工业部门，又有别于传统农业部门，成为介乎于两者之间的新兴部门，从而使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中国国民经济呈现出了三元结构的新局面。
在一定意义上说，农村工业部门等同于乡镇企业，这是因为乡镇企业的主体是工业企业，而农业企业所占份额特别小，又在生产流程中与工业企业有直接联系，乡镇企业在运作和经营方式上还是自成体系的。因此，通过对乡镇企业的分析，完全可以得出农村工业部门成立的基本依据。
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来考察，乡镇企业经过10年的高速增长，已成为社会总产值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在1980-1988年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33.2%，而同期全国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只递增11.8%，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在这期间，全国社会总产值增量中乡镇企业的贡献占31.3%。乡镇企业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愈来愈大，已从1980年的7.7%增加到1988年的26%，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替代的经济部门。
作为在农村推进工业化的结果，乡镇企业的发展改造了农村的产业结构，也变动了劳动力就业结构，并且呈现出与农业经济异质的特征。这些都表明，它不仅是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性力量，而且已使农村工业从农业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部门。
在我国这样的农业国，农村经济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本成分，乡镇企业的兴起则打破了我国农村生产结构一直保持以农业为主的传统格局。1978年，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产值的比重高达70%，随着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1988年农业产值的份额已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下降到46.5%，非农产值由1978年31.5%上升到1988年的53.5%。农村经济中非农业产值超过了农业，这显然标志着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农村工业部门已经生成。
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在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生产结构的同时，又使劳动力就业结构产生了重大变化，它打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通道，农业就业份额的下降明显加剧。据统计，农业劳动力占全国社会劳动力的比重由1978年的71.4%下降到1988年的57.8%，下降了13.5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是1952-1979年平均下降速度的2.65倍，在这10年间，乡镇企业职工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又由9.2%提高到了23.82%，提高了14.6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农业产值和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的趋势正在从异常状态转向正常状态。
乡镇企业不仅以它不同于农业的劳动运作方式，而且以它不同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表明，它确实是一个脱离出农业经济的自成系统的新兴经济部门，只要将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便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明显差距。
从表中可以看出，每个农村工业劳动力创造的产值是农业劳动力创造产值的4倍以上。这种劳动生产率方面的明显差距，表明了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运作机制。
由于农村工业部门是在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从农业部门分离出来以后便进入了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的流程，因此，在中国现行的统计方法中，乡镇企业的产值是列入工业总产值之中的。然而，由于乡镇企业是在农村就地生长起来的，这一农村工业部门虽然不同于农业部门，但从总体上说也尚未进入现代工业的行列。它与城市工业部门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从劳动生产率水平看。根据结构转换的理论，两种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而乡镇企业的水平与城市工业企业则有较大的差距。
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乡镇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但即使以1988年乡镇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与1987年城市工业企业相比较，还不及其一半。如果从纵向比较，只相当于城市工业企业70年代中期的水平。
其次，从装备情况看。企业的物质装备程度是与劳动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的，1987年城市工业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约1.88万元，是1988年乡镇企业的5倍。目前乡镇企业人均固定资产规模只相当于城市工业企业50年代中期的水平。乡镇企业的装备基本上是城市
工业提供的，一般来说，是在城市工业采用了较为先进的设备后，将其淘汰下来的设备转让给乡镇企业的。从总体水平上看，乡镇企业的物质装备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工业。但为了扩大乡镇企业的基本建设规模，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仍要继续接受一定数量的城市工业的旧设备。
其三，从建立的方式看。乡镇企业基本上采用以劳动来替代资本的方式。据测算，在城市工业部门，每增加一个劳动力，重工业需要投资20000元，轻工业也需投资6250元，而在乡镇企业，每安排一个劳动力就业，约需投资1500元，只相当于城市工业部门平均数的15%左右。差距如此之大，说明乡镇企业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程度很高，进入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程度很低。当然，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乡镇企业的发展才扭转了劳动力转移滞后的趋势，适应了乡镇工业劳动力技术素质较差的特点。
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差别在于，它的就业人口基本上仍属于农村人口。在中国农村工业化所导致的就业结构迅速变动的过程中，农业人口的下降速度却仍然相当缓慢，目前我国农业人口仍高居80%以上。（按现行统计分法，1988年市镇人口总数为56208万人，乡村人口总数为53406万人，但这是把市镇辖区内的全部人口计算在市镇人口之内的，而没有把其辖区内的农村人口计算在乡村人口之中。）这种现象可以表述为农村工业化超前和城市化滞后。从发达国家结构转换的历程看，它不仅表现为社会经济结构中工业部门的建立和扩张，而且表现为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在一般情况下，这两种变化是同步进行的。由于城市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现代化，因而以农村人口为其基本成分的中国农村工业部门就不可能具备现代化的基本条件。
当然，也应该看到，乡镇企业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的蓬勃兴起。由于农村工业有共同使用能源、交通、信息和市场等其他公共设施的客观需要，以及实行专业化协作的客观要求，因而乡镇企业自然地向原有的和近年来形成的以农村贸易为主的集镇集中，而这种集中又促进了集镇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据统计，从1980-1987年，中国的建制镇总数由2600个增加到10200多个，7年间增加了近3倍，建制镇人口也由0.58亿人增加到2.43亿人，增加了3.2倍。建制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已由5.9%上升为22.4%。此外，农村还有未建制的乡级集镇5.8万个，也是农村小城镇的组成部分。这就使得农村工业部门的就业人口呼吸到了现代生活方式的气息。但是集中在建制镇的人口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人口，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还只是兼营土地的兼业户，仍然是实行粮食自给。这就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呈现较为复杂的局面。
通过将农村工业部门同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农村工业部门既具有推行工业化的特征，又不具备已经现代化的条件，因此可以把农村工业部门看成是具有近代工业性质的部门。这样，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结构就呈现三种系统并存的局面，即传统农业系统、近代工业系统和现代工业系统。
由二元结构转换为三元结构并不意味着距离国民经济结构一元化的道路更漫长了，恰恰是使向一元结构的转换在中国的条件下成为可能与现实，加快了结构转换的进程。因为作为第三种结构的农村工业部门是以转换结构的形式出现的，它的中间性质使其成为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之间的桥梁。中国农村工业部门的形成，首先是改造了中国农村经济的产值构成，其次是扭转了就业状况的变化严重滞后于工业产值份额上升的趋势，再次是为中国农村城市化提供了客观需求和可能性。
已有的经验表明，基于主要依靠在农村就地转移劳动力、推动农村城市化的给定条件，农民要大规模地直接参与工业化进程，只能通过进入农村工业部门来实现，只能走从农业部门到农村工业部门再到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路线，因此，走三元化道路就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结构转换的唯一选择。
三、三元经济结构的相互关系
中国农村工业部门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农村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它与农业的相互作用和与城市工业的相互联系决定着其自身的演变过程和发展方向，关系到国民经济结构的转换。因此，以农村工业部门为基点对三元结构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比较准确地把握新的工业化进程中的成果、问题和难度。
（一）农村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关系
根据经济学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农业中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剩余劳动力和剩余产品，应该是农业中的劳动力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要使中国工业扩张，不仅需要将隐蔽的剩余劳动力表面化，而且需要农业提供必不可少的农产品。因此，农业对工业的增长不只是消极地输送劳动力，而且还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农村工业部门的生成正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为前提条件的。然而，中国农业部门与农村工业部门的作用并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后者也反过来直接促进了农业的进一步增长。这是因为，农村工业部门是在农村就地生成的，不同于已经工业化国家所采取的直接向一元结构转换的方式。（一般来说，已经工业化的国家在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关系上经历了3个阶段。初始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工业化的推进以农业积累为主，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是农业支援工业，工业受到保护，发展政策以保护工业为特征。中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农业不再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农业的积累用于自身的发展，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则依靠工业自身的积累，两大产业的联系基本上通过产品交换来实现。高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工业支援农业，发展政策是使农业受到保护。）农村工业部门与农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它顺乎自然地给农业增长以多方面的贡献。
农村工业部门对农业增长有着直接的贡献。在1978-1988年的10年间，乡镇企业用于以工补农、建农的资金达162.8亿元，相当于同期乡镇企业实现利润的6%以上。这在近些年国家对农业投资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就成为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有趣的是，乡镇企业在其刚刚勃兴之时对农业的支持更为有力：1980年以前乡镇企业以工补农资金每年高达20多亿元，1978年至1983年间平均每年也都在13亿元以上。（从理论上说，乡镇企业以工补农是不符合价值规律的。从乡镇企业方面看，以工补农资金等于其创造价值部分的一种额外扣除，这就降低了乡镇企业新创造价值的实现和补偿程度。从农业方面看，农产品价值应当全部从消费者（包括收购者）那里得到补偿，但是由于价格的扭曲，农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必须由乡镇企业来补偿。这在经济上是牺牲多种效率。）乡镇企业的发展还增加了农民的收入，逐渐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又通过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户转化为农用资金。统计分析表明，农业发展与农民的收入水平是具有高度相关关系的。乡镇企业中还有一部分是生产农用产品的。在整个国家农用工业发展迟缓的情况下，乡镇企业中这些产品的生产无疑是增加了市场的有效供给。
另一方面，农村工业部门通过支援农村建设来促进农业的现代化，相对间接地支持了农业的增长。乡镇企业对农村集镇建设、教育事业和集体福利事业等的资金投入，逐步改变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环境。又由于乡镇企业与外界的联系与交往迅速增加，必然在更大程度上带动交通运输业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这也就会使农业生产越来越大程度地超出狭小地域的限制，更加扩大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交换，促进农业生产的商品化。
但是，农村工业部门对农业部门的作用，不只是正效应，同时也有负效应。由于中国农村工业是从农村母体中脱胎而出的，而传统的中国农业又十分的孱弱，这就使得农村工业从诞生起即可对农业进行“反哺”。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农村工业部门与农村所依赖的资源基础几乎完全相同，而传统农业过于落后，农村工业也有可能更多地吸引农业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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