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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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流程来看，也应当是多层次发展的。目前乡镇企业的职工总数虽然有9500多万，但完全脱离土地的不到其中的一半。也就是说，大部分还是兼营土地的兼业户。无疑，随着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和向城市化推进，这些兼业户将会逐步放弃土地，但后继的兼业户仍会不断出现。这是因为中国农村有着庞大数量的剩余劳动力，而从农业生产的特点看，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又不一致，农业剩余劳动力中必然有较大一部分是季节性剩余，不可能都离乡转移。这一流程从一个方面说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注定是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三）协调农村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关系
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更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基础。10年来，中国农村工业部门的迅猛发展，主要是基于农业发展的支撑，但农村工业部门的扩张并未能获得稳定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支持。农业部门的低速发展甚至停滞和农村工业部门的高速推进形成鲜明对照，已成为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协调两者间的发展关系愈益显得刻不容缓。
那么，能否说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在总体上看已经过量了呢？不能。如果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还远不充分，在一些农村非农产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非农就业人口早已达到农村就业人数的70%左右，农村制造业人口占农村非农就业人口总数的比重也已达到50%左右。而在中国，1988年全部非农产业劳动力仅占乡村劳动力总数的23.8%。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农村工业部门是否应继续得到长足的进展，而在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应该与之相协调，在发展速度上应当保持适度的比例。但是使两者在速度差距上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主要不应依靠减缓农村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更不能一味扼制其增长势头，而应该侧重提高农业的增长率。从总体上说，后者的提高也不能采用以农村工业部门反哺农业部门的方式，就两者的发展关系而论，应当是逐步实现各自基本上依靠自身的积累获得自我发展。
应当看到，在总的格局上，农业为工业发展无偿提供积累的状况仍然存在。农民受比较利益机制的驱动转向农村工业部门在方向上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农业的比较利益过低，这主要表现在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因此，必须调整工农业产品的价格，逐步实现工农业产品的基本等价交换。考虑到提高农产品价格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和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可以不采取一次性消除“剪刀差”的方式，而是使之不断缩小。与此同时，国家还应用增加对农业投入的方式来补偿农业的利益损失，至少应当把从“剪刀差”中抽取的支付城市发展的资本转化为农业投资，从而为农业的增长增加动力，为农业依靠自身积累发展创造基本条件。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而协调的方式也不能是整齐划一的。对于乡镇企业刚刚起步的地区尚不能排除依靠农业进行积累，对于乡镇企业发展已经具有相当雄厚基础的地区，也不应断绝企业利润向农业的回流。
农业依靠自身积累发展的实现还有赖于土地产权体制的改革。现有土地关系下农业经营的规模不经济问题迟早要得到解决。从为未来农业的发展创造环境条件的角度考虑，对那些大量占用耕地、严重污染环境、给农业生态造成破坏的乡镇企业，必须进行严格限制。只有农业得到长足的进展，农村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协调发展的局面才能完全形成，其结果将是对农村工业部门的扩张形成更加强有力的推动。
（四）加强城市工业部门对农村工业部门的带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同属于中国工业经济的组成部门，因此，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要看到它们的异质性，也要注意它们具有同质的因素，而且从结构转换的角度看，应该是向着同质的方向发展。
就启动方式而言，农村工业部门的生成主要是依靠农业增长的推动，改革使农村所释放的能量形成了农村工业部门高速增长的势头。由于这一进程的出现，主要不是因为城市工业部门向农村的扩散，而是由于产业政策调整的滞后，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在产业结构上的趋同局面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种结构趋同必然妨碍两个部门的正常发展，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必须促进两个部门的合理分工。虽然乡镇企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将继续趋于上升，但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和结构转换的目标看，农村工业部门在整个工业经济领域仍将长期处于第二位。鉴于农村工业部门的近代工业性质，为了保证资源和资金的更有效利用，需要在优先考虑城市工业部门发展的前提下，对资金来源和资金的利用范围进行划分，通过这种划分来引导乡镇企业在某些工业行业的进入度。与此同时，还有必要从利用层次上进行划分，也就是按产品的生产和加工阶段进行分工。一般来说，农村工业部门应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和初级加工型的产业，城市工业部门则主要从事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产业，城市工业部门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也可逐步从传统产业中退出来，为农村工业部门提供空间，减少两者在层次上的过度竞争。从表面来看，这样似乎会降低农村工业部门的层次，但实质上却会形成与城市工业部门的有机联系，由低层次的竞争转变为生产流程中的密切合作。
如果说，范围上的划分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从而可以间接地带动农村工业部门经济效益的提高的话，那么，层次上的划分最终会使农村工业部门进入符合规则的发展阶段，有利于城市工业部门增加对农村工业部门在技术等方面的辐射，从而带动农村工业部门持续地扩张，为其比较顺利地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和实现结构转换创造条件。这样，农村工业部门对工业行业的进入就可以由自然的“释放式”逐步转变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工业部门对其的“带动式”发展，从而推动农村工业部门的现代化，加速实现异质向同质的转变。
要使城市工业部门对农村工业部门的带动呈现良性循环的势头，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使两个部门在运营机制上逐步呈现相互协调的局面。这只能依赖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的趋向之一不是把农村工业部门纳入计划体制的轨道，虽然可以增强对乡镇企业的计划机制导向，但更重要的是增强城市工业企业的市场性。与此同时，对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产权体制都有必要进行改革。因为乡镇企业，和大多数城市工业企业一样，具有相似的企业对政府的行政依附关系，只是层次不同而已。只有随着改革的深化，才能为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之间的合理分工、平等竞争和经济流程中的契合建立深厚的基础，从而形成新型的协调机制。三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顺利转换无疑将有赖于这种局面的形成。
总而言之，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动及其所导致的三元结构的生成与发展，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性阶段，是经济结构转换中的必然选择。只要准确把握其发展趋向，不断解决结构转换中的各种矛盾，那么，传统落后经济向现代经济的成功转变，就会最终在我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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