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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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李克强
（《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经济中二元结构的特点，决定了我国不能走从传统农业社会直接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道路，而必须经历一个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的三元结构时期。这种三元结构已在中国形成。由二元结构转变为三元结构，并不意味着距离国民经济结构一元化的道路更漫长了，而是加快了结构转换的进程。作者分析了三元结构在我国形成的客观条件、意义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推动三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条件，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作者李克强，1955年生，经济学硕士，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

迄今为止，世界上众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演化，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因此，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首先必须实行工业化。但是，在不同的国家，推进工业化可以有不同的道路；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会表现出选择的差异。10年来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兴起与发展，使中国走上了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国民经济呈现出崭新的局面。分析与研究其演化的历史进程和趋向、生成的特定条件、发展中的特殊课题以及可能选择的对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新变化

如果将中国的工业化放到40年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那么不难发现，它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由于阶段性目标不同，衡量标准不同，也就自然会有道路与方式的不同选择。

中国在5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依托、以争取工业最大产出的增长为目标的。在20多年以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工业以相当高的速度增长。然而，上述过程是与农村相分离的，中国农民实际上没有直接参与。一方面，城市工业所能提供的职业非常有限，大部分新增劳动力不得不安置在农村，并且主要是从事种植业；另一方面，由于采取了城乡分割的社会体制，特别是推行十分严格的户口政策，限制人口的自由迁移，使得农村人口不可能大量地流向城市。

不仅如此，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还是在农业生产率很低的条件下发动的，可以说，工业的高速增长是用牺牲农业来实现的。在这段时间里，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和税收等形式，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这种以农业支付工业增长的方式使得农民的负担过重，其结果必然是，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极为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从而使农业人口的收入十分低下，再加上政策的限制，在农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发展包括工业在内的非农产业的势头。中国农村不仅被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而且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也相对扩大了。

因此，可以这样说，从建国初开始的中国工业化进程，虽然推行了近30年，发展速度也不慢，但由于只直接涉及少部分人，并未进入全面推进工业化的时期。或者说，虽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实现工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工业部门只是处于建立阶段，尚未进入扩张阶段，还远未实现工业化。如果说这种工业化的方式在争取工业最大产出的增长方面是成功的话，那么这种增长的内涵则是相当贫乏的，在带动农村经济的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改造方面也是不成功的。

诚然，应当注意到，在70年代末以前，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已经开始在农村中兴建农村工业，但其所占国民经济总体活动水平的比重并不明显，发展目标又不明确，且几起几落。因此只能看作是为未来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动作了必要的准备。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新变化发生于70年代末期。这一新变化的发生条件是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的推行。联产承包制实行后，保证以农业支付工业增长方式的基本手段之———统购统销体制被打破了，加之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使农民释放了长期受到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迅速上升。农业生产率的较大幅度提高导致农村中出现了大量的公开化的剩余劳动力。在比较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农民自然开始面向收益较高的非农产业。而在城乡经济和社会体制依然分割的情况下，兴办乡镇企业就成了农民进入非农产业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选择。乡镇企业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农民开始了直接进入工业化的进程。

中国农民通过进入乡镇企业直接参与工业化进程的势头之迅猛是空前的。到1988年，乡镇企业职工已占到全部农村劳动力的近1/4，职工总数达9500多万人。就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利益机制的驱动大规模转向乡镇企业的同时，国家也逐步确立了农村工业化的目标，改变了70年代末期以前单一依托城市推进工业化的方针，并且提供种种优惠政策来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采用了工业利润返还的方式，从而促成了乡镇企业以超常的速度增长。

乡镇企业的崛起形成了中国工业化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它已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主导方面和基本途径，而农村工业化又是中国工业化的关键。中国工业化进程由此出现新的生机，国民经济结构也由此而发生了重大变革。

二、三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在中国农村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农村工业部门得以生成，从而使国民经济结构呈现崭新的局面。推进工业化的实质就在于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变革，最终实现现代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工业化进程的分析也就是对结构转换过程的分析。

（一）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性

阿瑟·刘易斯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与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这无疑是一种相对落后的国民经济结构。推进工业化的结果就是要使这种经济结构发生变革，使异质的二元结构转换为同质的一元结构。

中国在推行农村工业化之前，二元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但是，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如果对一般的二元经济结构进行横向解剖的话，可以发现，其中包括三个重要方面：1.产值构成；2.就业状况；3.居住方式。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性就在于，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数量巨大，从而使得在工农业产值构成较为迅速地变动过程中，劳动力的就业状况高度稳定，农村居民居住方式的变迁则基本停滞。

与发达国家相比，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特征是，农业份额显著地大，而非农产业的份额显著地小。中国在50年代初推进工业化之时正是呈现这样的特征。据统计，1952年中国工农业总值构成状况是：农业总产值占56.9%，工业总产值占43.1%。在70年代末期以前的近30年里，随着以城市为依托的工业化的高速推进，中国的产值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按照我国的统计，到1978年，农业总产值占24.8%，工业总产值占75.2%。按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的统计，取1977-1979年的平均数，农业所占比重为37%，工业则占到了50%。（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主义积极的发展（主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那么，是否可以说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动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劳动就业结构的改变和居民居住方式的变迁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在70年代末以前，中国农业产值份额的下降一直是在农业劳动力份额基本不变的条件下发生的。在1952-1978年长达26年的时间里，我国农业劳动力份额保持了惊人的稳定，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之比由31.7%略降至31.5%；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之比由88.0%降为76.1%，年平均也只下降了0.56%。如果从农业人口份额变动情况看，则同样具有超常的稳定性特征。据统计，1949年我国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是10.6%，农村人口占89.4%；到1978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9%，农村人口仍多达82.1%。在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上升45个百分点以上的过程中，城镇总人口比重的增长却不到8个百分点。

根据二元经济洁构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消除是由二元结构转换为一元结构的最基本标志。但由于70年代末期以前的中国工业化的战略重点是放在发展资金程度较高的重工业，能够吸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甚微，而且由于农业人口增长迅速，农村劳动力总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正因为中国的人均耕地数量逐年减少，且大大少于世界平均值，因而与其他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农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就更为严重。在1952-1977年的25年中，中国农村人口增加了55.6%，而耕地面积却减少了1.3亿亩，全国农业人口对耕地的人均占有量从3.29亩减少到1.85亩。这就使得中国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不仅以潜在形式存在，而且数量巨大。这种典型的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也从客观上造成了转换二元结构的困难，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又决定了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极低，甚至为零。可以说，这也是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特性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

应当承认，产值变化仍是衡量国民经济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度量指标。但即便如此，如果进行国际比较的话，中国的情况同一些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相似，只是略高一些。据世界银行统计的数字，1979年中国农业产值份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34%，而印度为38%，低收入国家一般在38%左右。中等收入国家为15%，发达国家则一般在5%以下。（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主报告）》，第88页。）可见，中国同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二元结构的国家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

诚然，对产值结构进行国际比较是不足以说明中国二元结构的特性的，但如果对就业结构和居住方式进行比较的话，便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它的特性了。据统计，在70年代，亚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农村非农就业比重介于25-45%之间，其中印度为24%，南朝鲜为25%，印尼为27.7%，马来西亚为37%，菲津宾则为40%。这些数字均不包括季节性和临时性非农活动。（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农村的非农业发展：亚洲的经验与中国的前景》，气象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这些国家比我国农村当时达到的非农就业比重要高得多。仅就与我国生产结构中农业比重相似的印度来看，也超出我国10个百分点以上。中国二元经济中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恰恰说明了它自身的强度。与此同时，人口结构也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表明，中国人口城市化的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大体只相当于低收入国家水平，而且处于平均线以下。据统计，1983年，世界上低收入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2%，当年中国则为21%，还低于印度3个百分点。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发展速度。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缓慢的事实，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

当然，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优劣也是具有相对性的。它优于处于最不发达状态的经济，因为它毕竟已经建立起了现代工业部门。但是，随着中国城市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二元经济结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被强化了，经济上已形成了分野程度明显的两极。如果依旧发展下去，工业产值份额也可能会继续上升，但其结果只能使二元经济结构愈加强化，从而延缓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进程。

（二）结构转换方式的选择

经验表明，以城市为依托、以争取最大产出为目标来推进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整体改造的。那么是否可以一举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建立起两个系统间在劳动力转移和居住方式变迁方面的紧密联系，从而使二元结构直接向一元结构转换呢？

根据刘易斯的理论，二元结构可以直接向一元结构转换，这种理论也称为“两部门经济发展理论”，它大致符合许多已经工业化的国家的历史经验。至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效仿这一转换方式。然而，采用上述直接转换方式的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至今并未取得多大进展，因为事实并不是象“两部门经济发展理论”描绘的那样，城市现代工业的容纳力和吸引力要比预想的小得多，特别是由于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集约化程度提高等原因，城市现代工业的就业增长率必然大大低于生产力增长率。而且，城市也不仅仅存在着现代工业部门，同时还存在着城市传统部门。城市传统部门的收入水平之低相当于农村的最低生存费用，但由于毕竟没有土地条件的制约，因而也还是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这种城市传统部门。西方经济学家对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考察表明，在这些国家确有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出，但所流出的大部分却未被现代工业吸收，而是被城市中的传统部门或贫困部门吸收了。这可以说是在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间劳动力转移尚未展开的条件下，提前开始了农村与城市间的人口转移。这种人口向城市传统部门的集中形成了城市贫困社会，二元经济结构固然因此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并非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恶化了。

如果中国走上上述道路的话，后果将更加严重。因为经过强化的二元结构使得城市工业的吸纳力更小，甚至不足以容纳城市本身新增的劳动力。同时由于农村的土地资源缺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将不仅是受比较收益机制的推动，还要受到农村排挤人口机制的驱动。其结果会使城市传统部门恶性膨胀，“城市病”的特征将更加显著。问题还在于，这样做在客观效果上不可能将两种经济部门有机地联结起来，反而会增加二元结构转换的复杂性。

当然，也可以用行政性的强制方法将剩余劳动力只是导向城市工业部门。实际上，中国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曾不同程度地采用过这种办法。但向工业企业中硬性安排劳动力，往往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而且随着工业增长的波动，也会产生就业增长的波动。例如50年代末曾有过一次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集中转移，而伴随着农业总产值的大幅度下降，工业生产也出现了负增长。因此，60年代初，又不得不将1800万已进入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强制遣返农村，结果显然是适得其反。

据上所述，不论从怎样的角度论证，理论和事实都证明，在中国直接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是不可能的，这也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性有着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不论是通过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还是依靠在城市中扩张工业部门来转换二元结构，都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那么，只能把注意力转向农村，就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通过弱化二元结构的强度，来打破固有的平衡，形成国民经济结构的新局面。